国画流派千年,绝美最是花鸟。
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,尤以明清以来,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画家大都诞生在以写意花鸟的艺术园地。如陈白阳、徐文长、八大山人、华新罗、扬州八怪、赵之谦、蒲作英、虚谷和尚、任伯年、吴昌硕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、潘天寿、陈半丁、李苦禅、朱屺瞻等,即便如沈石田、文徵明、石涛……乃至于现代的黄宾虹、张大千等山水画大家,亦无不妙擅写意花卉,甚至执画坛牛耳,开一时风气。
双红袍花鸟画名家鲍国增大师作品鉴赏
一代花鸟巨匠潘天寿说:“吾国花鸟画,至少有近四千年的悠长时间,是极乐天国中一株灿烂的奇葩。”对此,徐悲鸿的观点最是鲜明、直言不讳:“吾国最高美术属于画,画中最美之品为花鸟,山水次之,人物最卑”。将花鸟画置于中国绘画三科之首,视之为“最美之品”。他进而表示:“也许因为中国得天独厚,有坚劲而纯洁的梅花、飘逸的兰草、幽秀的水仙……确实能表现中国艺人的独特品性、中国民族的特殊精神。”
双红袍花鸟画名家鲍国增大师作品鉴赏
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与绘画风格一直颇受大众喜爱,《尔雅》云:“画,形也”,这是中国古代对绘画追求“形似”的特点,但是在顾恺之时代就提出了“传形神照”的著名观点,这也为我国的绘画风格与绘画内容做了更高一步的艺术提升,花鸟画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“以形写神”的绘画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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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感染人,不仅仅是画面的形式美,更是通过形式美来表现的内在美,这个美即是“意”浓缩成的作者的审美趣味。“意”是抽象的,所以其表达总是要借助于具体的形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借物抒情”。
双红袍花鸟画名家鲍国增大师作品鉴赏
写意花鸟在形象的刻画上保留了一定的形似成分,但又不是把形似放在唯一位置,追求“神似”和“不似之似”,所以我们在创作写意花鸟画时,首先是把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具体的意象景致结合在一起。就好像母鸡在下蛋时,没有事先准备好的“引窝蛋”来做引导,蛋是很难下出来的。没有形象,“意”难以寄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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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青藤、八大、缶翁、白石诸前辈的画册,那高度简洁的笔墨,塑造的形象似真似幻,以一种醉梦天机之趣给人以强烈的感染。人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失意孤寂和对社会、对民众的情感,画家的作品再现了他们的品性、节操和人格价值,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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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意花鸟画营造的是一种精神世界,按照画家的意愿随心所动的创作。然而它又不是凭空的臆造,它顺应自然而不逾规矩,既融合了画家的个性,又贯通于无限广阔的自然的精神世界。它的本质应和自然精神一致,这就是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所在,也是其能够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魅力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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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鸟画也有“字如其人”一说,一副好的花鸟画作品“形”似“神”也似,我们亦能从中看出作者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寄托,历代画家都注重德艺双馨,这在花鸟画中尤为明显,否则画出来的作品就会失去“神态”,不能起到感染人、教化人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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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古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这也体现在画家的作品上,我们几乎能从每个花鸟画作家的作品上看出来和谐共生、天人合一的思想,他们都赞颂了自然的美,以及万物的勃勃生机,这些状态都体现了“人格化”的意味。
双红袍花鸟画名家鲍国增大师作品鉴赏
作为充分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作品来说,往往都是能感动到有着同样历史渊源的国人的,尤其是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,花鸟画不仅蕴含着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、也有着道家的“阴阳合一”以及佛教的“禅”,而这些,都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一位国人的心里,所以我们能对古人的花鸟画产生如此浓厚的感情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