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风眠与香港
2020年是林风眠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因为始自2019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我已经在他最后生活的城市 — 香港，困居了一年。各种出行计划被迫取消，只能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;可与此同时，在家时间愈多，内心的触角反而伸展开来，柔软而缓慢，漫无目的，许多事情和想法涌上心头。林风眠，便是这段时间内常常想起的艺术家。
每天看新冠确诊的数字，脑海中总浮现出林风眠的《噩梦(打麻雀)》。新冠就像一位大人物，系出瘟疫这个臭名昭著的名门，也许是因为借助了最先进的交通工具，它这次天南地北，游荡全球，肆虐至今，带来的生离死别、经济衰退，令早已习惯现代文明的人们，尝到了之前可能只在电影、小说里看过的恐惧。林风眠的《噩梦》描绘的正是这种情感：累死的麻雀头栽向地，没有动态，没有眼神，只是僵硬和下坠。画中的人们，都张开双手，圆瞪双眼，木讷的、哀伤的、无助的眼神，没有一丝温度。直线运用在画面绝大部分，象征死亡与绝望的僵硬;主体的色彩是灰、褐、黑，只有那最后面的背景，反而透出一点光亮与色彩，人与麻雀都是受害者，那后面的幽冥世界才是苦难的根源。在林风眠一生中，他只在遭遇外力带来不可抗拒的灾难的几个特定时间画过这个题材。灾难可以各种各样，可人们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却没有改变过，正是这幅画会引起不同时代人们共鸣的原因。
当然，林风眠更多的作品，无论是人物、静物，或是风景，仍是给人以平静，令人暂时超脱不美丽的现实的。就像这幅《静物》，背景的黑令画面静谧，带着马蒂斯意味的白色高光线条构成的几何组合让人莫名的愉悦，苹果的青色，则是整幅冷色调中的生机与希望。林风眠的艺术与我的情绪自然地产生着各种对话，就像朋友的陪伴。去年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位朋友寄居香港的岁月是怎样呢?对于香港而言，我们都是他乡异客，而香港却又在某个阶段，为我们提供了安定的家。不如趁着这段时间，来访访林先生在香港的岁月吧。
林风眠 静物
纸本设色 纵35厘米 横35厘米
林风眠与香港的因缘有四段。第一次在1919年，十九岁的林风眠申请到留法勤工俭学。留法勤工俭学运动(Diligent Work-FrugalStudy)兴起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由教育家蔡元培、李石曾等倡导并发起，为的是帮助更多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走出国门，学习西方技术、民主自由思想，开阔眼界，以图兴国。李石曾制定的《留法俭学会简章》说得清楚：“惟西国学费，宿称耗大，其事至难普及。曾经同志筹思，拟兴苦学之风，广辟留欧学界。今共和初立，欲造成新社会、新国民，更非留学莫济，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。”1919年初到1920年底，有1600余名学生远涉重洋，掀起一股热潮，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与林风眠先后都是同学。
1919年12月25日，林风眠与其余30多个赴法学生乘坐Andre Lebon号游船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出发。第二天的上海《时报》记载：“昨日法国邮船公司‘央脱来蓬’(Andre Lebon)船，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码头起碇，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30余人，均乘四等舱位(舱在船头下层)……赴埠送行有聂云台君及留法勤工俭学会沈仲俊君、各界联合会刘清扬女士、寰球中国学生会吴敏于君等数十人。”
Andre Lebon是法国Messageries海运公司远东航线的巨型客轮，长161米，可容纳1057名乘客，其中四等舱564人。Andre Lebon从上海启航，在海上航行近四十天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进入印度洋，再经过苏伊士运河，进入地中海，最终抵达马赛，而香港，则是它离埠后第一站，也是停靠在中国领土的最后一站。
那时的林风眠还是位名不见经传、初出茅庐的小子，他离开的是早已没有母亲的故乡、没有选择的国家，他前往的是未知，但也代表希望的西方世界艺术之都。他有的只是勇气与热情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。Andre Lebon四等舱里的林风眠，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香港这个与他的故乡气候相似的城市，他的心已经飞到法兰西。
法国Messageries海运公司的Andre Lebon号
再次来到香港，已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。在1938—1939年间，林风眠曾一或两次来香港，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。这次的香港仍然不是他的目的地，不过是曲折逃难的中转站。
这20年中，林风眠于他个人，坚定了终身献身艺术的信念;组织家庭，有了后代，承担起家庭责任;他更是先后担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、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，致力于新美术及新艺术教育的建设;组织大规模艺术展览、创立各种艺术组织……他全身心投入，专注于艺术世界，可是却不够圆熟，缺乏与社会、与时代、与政治的各种人事相处经验，艺术家的单纯执着在现实面前，总有幼稚之嫌。1937年，日本入侵的战火逼近杭州，林风眠率领杭州艺专师生向内陆转移，翌年3月，在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北平艺专合并，但也在这里，林风眠因为同教育部、同校内数位教授的意见分歧，经历两次学校内部“倒林”运动，最终于4月辞去职务，离开艺专。3月，他在给赵太侔、常书鸿的信中写道：“风眠服务艺术界十余年矣，本欲尽其绵力，使艺术教育发扬光大。不图时局影响，两校合并，十年基础毁于一旦，言之痛心……艺术之一线生机尚望两兄努力维持，勿令完全毁灭也。风眠体力素弱，不胜繁剧，业经呈部辞职。唯杭校员生，随弟多年，不无念念，务希两兄力予维护，勿使流离，是所感盼。”离开时，林风眠为学生书写“为艺术战”四字以作激励，可对他而言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意气的受挫是他奋斗年代的终结，走向孤独艺术之路的开始。
林风眠离开湖南后，回到杭州与家人会合，并迁居到上海。这年(公元1938年)冬天，他来到香港，居住了几个月，其间探望了蔡元培。
蔡元培是林风眠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。两人初识于1924年法国斯特拉斯堡(Stras-bourg)莱茵宫(Palace of the Rhine)举行的“中国古代与现代美术展览会”(ExpositionChinoise d’art Ancien et Moderne)，这是旅欧华人举办的第一个美术展览，林风眠有42件作品参展，其中油画14件、彩墨28件，在当代画家中以他的作品最多，据当时评论，也是“最富于创造之价值。不独中国人士望而重之，即外国美术批评家亦称赏不置。林君盖中国留学美术者之第一人也”。他的油画《摸索》以截然不同的风格，以及强烈、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吸引了蔡元培，两人的交谊也从这艺术引发的惺惺相惜开始。是蔡元培的推荐，让毫无背景的26岁的林风眠一回国就担任中国最重要的艺术院校校长;也是蔡元培在林风眠因为北京的艺术展览触怒当局政府时，再次帮助他，聘任他为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，招他南下组建西湖国立艺术院。
可这一次，蔡元培已远离内地政坛、教育界，化名“周子余”，隐居香港养病，对于林风眠，他也没了建议。他们的会面也许就在这里发生，香港九龙柯士甸道156号，当时叫皇家公园大厦，蔡元培从1938年1月直到逝世，就居住在这里，更巧的是，这里与40年后林风眠最初定居香港之寓所相隔不过数百米。
1924年 “中国古代与现代美术展览会”中的合影
一排左三为蔡元培，三排右三为林风眠
林风眠这次在香港逗留几个月，似乎与香港当地艺文界人士并无什么来往，倒是与一位叫陈慕青的叔伯辈亲戚有走动。陈慕青，梅县客家人，早年在印度尼西亚谋生，做火柴及贸易生意，20世纪20年代，他在香港元朗购置大量土地，30年代末在此修建“筱庐”。林风眠曾为陈慕青写花鸟一幅，落款：“慕青伯台正画。侄林风眠。一九三九。元朗。”中国人素来讲究乡谊，更何况林、陈二人有叔侄之亲，林氏在港期间很可能颇受陈氏照拂，住在陈氏元朗“筱庐”或其他寓所，创作一批画作，这批画作1940年4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。
1939年3月10日，林风眠在香港给戴季陶写了一封求职信：“近闻该校正在迁昆明途中，而新校长又有他就之意，风眠自思在该校十有余年，虽愧无建树，惟值兹抗战建国期间，正应发奋努力为民族艺术复兴立永久之基础，故敢请先生在立夫前代为一言，使风眠再往主持该校，先生俾以其他工作则私心感德，毕生不忘，如蒙俯允，乞赐训示，以资遵循。”戴季陶收到信后，毫无耽搁地将信转致陈立夫，四月，陈立夫复函：“目前该校自沅陵迁移昆明。滕校长方努力于内部之改进，并无他就之意，未便再加更动。风眠先生容俟有其他机会，再行借重。”林风眠被拒绝了。
这次的香港之行，见到垂垂老矣的往日知音，听闻到的是日益紧张的珠江局势，与香港当地艺文界似乎没有太多接触，虽然有远亲的照拂，但相信这对于林风眠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。他在香港停留，到后期似乎是为了等待陈立夫的回复，一旦可以复任艺专校长，他可直接从香港前往重庆。所以，在收到这封拒绝信不久后，林风眠便离开香港回到上海。这年5月和11月，他在上海举办两次画展，随即，林风眠再次离沪，辗转香港、越南，抵达重庆，在那里开始五年多的独居生活。香港仍然不过是个中转点。
让我们大刀阔斧地将时钟从1939年往后豪拨三十八载 — 1977年!
虽然中国老话说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可是对林风眠而言，77岁却是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，无论是人生，还是艺术。这年10月，林风眠离开上海。离开之前，他寄给多位友人自己的小画，一平尺见方，画的是芦苇、云天和孤雁，缥缈孤鸿影，寂寞沙洲冷的意境;他把一大包带不走的印章磨掉印面，像要磨掉一段他永远不愿再回忆起的岁月;他甚至没忘了把阳台上那盆龟背竹送给友人吕蒙。一切准备好了，一切都很明白：他不会再回到上海南昌路，就像他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样。感情至深的地方，却又是伤害最深的地方，这样的矛盾，是一种悲剧。
10月26日，林风眠坐火车抵达香港红磡车站，接他的是比他小十几岁的堂弟林汝祥。林汝祥当时任职中侨国货公司，在他的安排下，林风眠住到位于九龙油麻地弥敦道永侨大厦顶层一套60多平方米、面西的公寓，居住、作画都在这里，吃饭则在隔壁林汝祥家解决，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。
今日香港元朗大棠路侧的“筱庐”
此时的林风眠完全没有想过将香港作为自己的落足点，抵港第二天，他就给袁湘文、潘其鎏夫妇写信：“一时感到很不习惯……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是资本主义世界，什么都不习惯，似乎只有一个人和相识的堂弟在一起，有点像小人，有点想回家的心情。现在想住一些时间，但也不会长……”11月14日的信：“香港的生活也不简单……像我在这里能安定地画画，确实是好运气了。希望能多画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画，明年3月到巴黎去开展览会，因此这一段时间比较安定，能多休息一下。我对香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天天看电视，但也看不进去。人家觉得好看，我感到无聊，真正的庸俗，看见香港街上很难分男女，似乎每个人都无聊，吃饭真是吃钞票……在香港没钱是会饿死人的。我真不习惯这样的一个世界了。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生活能简单安定，不要老是有饥饿的恐惧。这里的一切对我都很生疏，感到人海茫茫，说笑话，我不了解自己，我多么不现实，空想，活受罪，这里是天天抢劫杀人放火，我真厌恶这个世界。”第二天他又继续写：“现在是九、十点晚上的时间，香港最热闹的时刻，吵闹使人难以入睡。香港的灯光是美丽的，城市是新式的，但空气是污染的，车子多人多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，真是不习惯，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世界时，比较之下才会感到安静生活的幸福……这里每个人都为生活急急忙忙，东跳西逃的样子，谁也不管谁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更空，人变为没有感情的动物……想想在上海多么安静，多么幸福，是人生难得的东西，在生活时是感受不到的，在失去时是痛苦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再得到这个安静呢?天晓得……”
1977年的林风眠就像40年前、60年前那样，只是将香港当成一个中转站。他最初的计划是在香港办理好去巴西的签证，至于之后的安排，则一切未知，他似乎更倾向于定居巴黎，那是他印象中自由与艺术的天堂;他更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在巴西、法国、中国香港，甚至美国四地轮流居住，这些在他写给女儿辈的李丹妮的信中表达得清晰易见。可生活往往并不依循你所想象的发生，林风眠在香港一住就是4个月，与世隔绝，专心作画。1978年3月1日，林风眠飞赴巴西，与久别二十二年的亲人团聚，喜悦不言自明，可是喜悦过后，真正的现实，却是长年分别产生的差异、隔阂，以及同周围环境的难以沟通，虽然海滩很美丽，阳光很灿烂，亲人在身边，可这不是林风眠想要的生活。加上一些客观原因，比如巴西限制艺术作品出口，使他无法在这边为第二年的巴黎画展准备作品，以及他的香港签证即将到期，必须尽快办理延期，4月24日，和亲人不过团聚一个多月，林风眠启程回到香港。
这次回到香港，他给家里安上了冷气机;8月，义女冯叶抵港，在他身边学习钢琴与绘画，也替他裱画、煮饭，有了熟悉亲近的人照顾生活，林风眠在香港画得更安心了。1979年9月4日，林风眠为自己的个展由香港飞巴黎;展览结束后，林风眠又短暂地回巴西探亲一次，很快回到香港，为下次展览做准备。渐渐地，他习惯了在香港的生活，虽然1980年底仍汇钱给李丹妮准备翌年在法国的购房，可不知为何，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。1983年，林风眠在香港岛太古城金枫阁购置一套三房一厅公寓，至此，林风眠先生最终在香港落定脚跟，直到过世。
林风眠香港时期作品题材大部分延续之前的静物、山水、戏剧人物和仕女。如学者高美庆所说：“他要追回因‘文化大革命’而流失的时光和亲自摧毁的千余幅心血结晶……凭着回忆重画了毁于‘文化大革命’的作品……”上海时期的他仍在探索欧洲现代主义绘画、中国画与自己绘画语言的结合，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香港时期的林风眠则不仅是对这种语言自由充分运用，并对他以往各个时期题材，甚至画幅尺寸，都有温故重写，早年常作的横幅大画、宗教题材一一再现，新的题材也在尝试……作品数量之多、风格面貌之自由都成为林风眠一生巅峰。
香港时期，林风眠的艺术有了更多的赏识者与收藏家。来港之前，他的作品主要是西方藏家零星购藏。他自己早年关注艺术教育与艺术运动，远多于个人艺术创作，更毋论艺术市场。20世纪40年代退出中国艺术中心舞台后，他沉浸在个人创作世界，少与外界往来，艺术缺乏传播。到香港后，王良福等本地藏家给了林风眠最基本而重要的经济支持，除了在港个展，1979年巴黎个展，1984年、1986年日本个展，以及1991年台湾回顾展，无一不对林风眠艺术的梳理与传播起到重要作用。
林汝祥在红磡车站接到林风眠时，林风眠告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带过来，以前的作品也大部分毁掉了，林汝祥安慰他：“您人来了，就如机器运到了香港，还愁不能生产产品吗?”真是一句极富香港商业特色的回答，却也成为林风眠在港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从到香港的那一天开始，林风眠的画笔便不再停止，为生活，也为自己。
今天，我们看他香港时期的画作，有些是明丽轻盈的，有些是纵心恣意的，有些是静谧和谐的，有些是炽热浓烈的，还有一些像隐喻的故事……木心说这些香港时期的画作没有了往昔的灵魂，我却不敢苟同。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他贯以一生的勤勉，是他艺术语言的纯熟自由，还有思绪的流露，我看到的是他最后十多年的生活。
香港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城市，狭小、吵闹、过度商业化……可是在中国众多城市中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，它又是最特殊的一个。感谢香港，给林风眠提供了一个不完美的家。
林风眠 花鸟
纸本水墨 纵137厘米 横68厘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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