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董其昌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 

17 岁那年，董其昌参加松江府学试，因为文采出众，本应第一，但最终却排在了堂弟之后，位列第二。原因是知府觉得董其昌的文章虽然好，字却写得太丑...

 

自此以后，他开始发愤临贴，先是临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，再改学虞世南，学着学着，董其昌认为唐书不如魏晋，于是改学王羲之的《黄庭经》、钟繇的《宣示表》等魏晋名帖。

 

3 年后，他自以为已经学成，十分自负，甚至不把前辈祝允明和文徵明的书法放在眼里，直到后来到了大收藏家项元汴家里，见到历代名家真迹和王羲之的《官奴帖》，此时他才醒悟，认识到自己以前实在是狂妄得可笑，惭愧不已。

 

“然自此渐有小得，今将二十七年，犹作随波逐浪书家。翰墨小道，其难如是，何况学道乎？”这是董其昌在 27 年后记下的一句话，我们不禁感慨，古人为学，少有卖弄才学的行径，都是在用心体会、求真实悟。

 

 

 

晚明时期，受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的影响，国力衰退，社会动荡，作为明代后期画坛的中心人物，董其昌在出仕与致仕之间几度来回。

 

仕宦与通儒禅经历，深刻影响了他的书画艺术。董其昌认为，古人处处皆淡。“淡”的精神和气质，如繁华落尽后的率真，也为他及其时代文人所追求和向往。

 

"画之道，所谓宇宙在乎手中。眼前无非生机，故其人往往多寿。至如刻画细谨，为造物役者，乃能损寿。盖无生机也。"

 

董其昌的意思是，宇宙之大，皆可出自手中那小小的画笔。画画的人，应充满生命力，若是为了画的事情苦恼不已，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庸人自扰，无关真正的风雅之道。

 

《燕吴八景图册》部分 董其昌 上海博物馆藏

 

董其昌，何许人也？

 

《明史》这样评价他：“性和易，通禅理，萧闲吐纳，终日无俗语。”这段评语比较贴切。从史料看，董其昌通晓儒佛，他在为后人留下无数经典书画作品的同时，也为我们留下了论述书画的重要文字。

 

在《画禅室随笔》中，他根据禅家南北二宗的说法，将山水画进行了南北分宗。在这里，“南北”并非是地域，而是一种绘画风格——北宗始于唐代李思训的着色山水，南宗则将王维尊为鼻祖。

 

山水画上南北二宗的提出，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，清代的“四王”等都是其理论的积极实践者。而将南宗定为文人画，并提倡“平淡天真”的说法，更是影响至近代。

 

不过，董其昌“崇南贬北”的论述一直存在争议，史学家高居翰在《中国绘画史》中曾说：

 

虽然“南北宗”论并非有意划分疆界，它却歌颂了文人画传统，贬低了院画派和职业画家，特别是浙派。简单地说，他想要把整个历史和绘画史带入一种使他自己感到满意，并且也能说服他同时代人的秩序世界。

 

从这一点看来，董其昌做得非常成功，自他以后，在近代中国写成的有关绘画的文字都强烈地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
 

疏林远岫图 董其昌 天津博物馆藏

 

存在争议的，还有董其昌的“劣迹”。

 

野史《民抄董宦事实》曾记载董其昌做过许多不堪之事，如强抢民女、好房中术、淫人妻女...

 

但细细推敲，这部野史的可信度似乎不高。首先在《明史》中，并未提及董其昌的恶事，理论上，由清代纂修的前代史书，实在没必要袒护董其昌。在同代人中，他与莫是龙、汤显祖、陈继儒、王时敏等交好，如其品格卑劣为实，恐怕不会有这一众文人的交往。

 

另外，董其昌与袁可立是莫逆之交，后者为人刚正不阿，一身正气，被世人称为“袁青天”，甚至曾因忤逆魏忠贤遭到罢官。如果董其昌劣事为真，相信他早已被袁可立拿下...

 

1633 年 10 月，袁可立病重，78 岁的董其昌为其作《疏林远岫图》，遗憾的是，画到之前 4 天，袁可立就去世了，没有见到这幅佳作。

 

关山雪霁图卷 董其昌 故宫博物院藏

 

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董其昌自成一格，又不离大道。无论品字、论画、记事、评诗、话禅，都于古意盎然中见个人主张，处处彰显董氏自成一家的艺术思想与人格。

 

如他 81 岁高龄时所作的《关山雪霁图卷》，虽为五代画家关仝所绘《关山雪霁图》的临古之作，但却融宋元各家笔墨而成自家面貌。画中山峦林壑，绵延无际——右方重峦叠嶂，气势沉雄；中间幽壑重重，峭壁矗立，村落、丛林错落有致，杂而不乱；左方云烟弥漫，深远莫测，意味不尽。

 

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，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。他虽然处处讲摹古，却并不是泥古不化。他的书法，同样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，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，兼有“颜骨赵姿”之美。